交际与传播之争：“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在华理论旅行

摘要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进入中国学界已近40年，不同学科对其进行了各异的驯化，并形成了独特话语形式。在此之中，基于外语研究的跨文化交际与基于传播研究的跨文化传播最为显著。然而，目前跨文化交际或跨文化传播的学术史研究往往视两者差异为理所当然之事，缺乏对其成因的追问。因此，文章借助知识社会学，重新反思“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在华早期引介过程，探索主流叙事所遮蔽的灰色地带。通过重新发现“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在华引介者、传播研究者与外语研究者在早期引介的差异成因，文章发现，跨文化交际与跨文化传播的差异并非自然产物，而属于学术场域争斗与社会意识形态的结合物。

关键词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跨文化传播；跨文化交际；理论旅行；灰色地带

一、问题的提出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跨文化传播/交际）起于美国，早在八十年代就被引介进中国学界，引介时间甚至与欧洲学界相差无几。若借萨义德的概念“理论旅行”，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可谓旅行到中国近40年了。“理论旅行”(traveling theory)由萨义德在其著作《理论旅行》里提出。该概念主要揭示了理论并非凭空从其发轫地旅行到异国他乡，相反，理论旅行必然涉及到异国他乡的本土学者基于本土经验对其进行驯化改造。而在此过程里，从话语形式到理论内涵都可能被贬低或降格，也可能结合新的社会环境，在再诠释中焕发活力。

因此，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在华理论旅行自然免不得受到本土学术话语的驯化，这方面单从其在华的多样译名也可见一斑。目前，国内关于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译名有跨文化交际、跨文化传播、跨文化交流、跨文化交通等，其中最为盛行的当属跨文化交际与跨文化传播，而且，这两种译名本质上又归属于不同的学术领域。跨文化交际多用于外语研究，跨文化传播则多见于传播学研究。两者虽都源自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但从表1和图1都可发现，两者关键词、文献变化趋势皆具明显差异，已经形成了大为不同的研究领域。

表1  跨文化交际与跨文化传播 CiteSpace关键词分析结果（数据来自中国知网，一些与各主题必然相关的关键词，如“跨文化交际”、“跨文化传播”、“文化”等已除去）

图1 跨文化交际与跨文化传播文献变化（数据来自中国知网）

作为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在华的两种形态各异的话语形式，跨文化交际和跨文化传播差异成因的探讨绝非咬文嚼字之争，因为学术关键词在变迁过程里，本身就是一种语际实践，新旧词汇的交替代表着本土接纳者（中国学界）并非被动接受，而是主动进行意义协商。跨文化交际和跨文化传播在学术话语上的差异及其成因，隐含了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在华复杂的本土驯化历程。然而，在国内关于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学术史的研究里，这种差异却常常被视为理所当然。目前国内关于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学术史研究未见基于萨义德“理论旅行”或“理论驯化”概念的研究，不过，国内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学术史研究虽然没有使用此类概念，关于跨文化交际或跨文化传播的回顾性研究并不少。近年来，不少学者开始致力于回顾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在华的发展历程，但他们的叙事结构却存在着再生产学术神话的风险。

总体而言，参考国内学者刘海龙在《重返灰色地带》中关于传播学术史叙事结构的五种分类，目前跨文化传播或交际研究国内学术史研究的叙事结构可分为三类：编年史结构、大师主导式结构、里程碑演进式结构。

编年史结构主要体现为，研究者按年份来罗列跨文化交际或跨文化传播在华发展历程的重要事件，但缺乏具体的诠释，暗含一种历史决定论式的进步主义色彩，合理化已有的发展历程。

大师主导式结构主要强调少数典型研究者对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在华发展历程的主导作用，例如目前公认的几位大师：何道宽、胡文仲、关世杰。不少研究视何道宽为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第一位引介者，而胡文仲则是在何道宽引介后，迅速组织起中外相关研究者编写跨文化交际相关的论文集，并组建起相关学术组织，关世杰则编写了中国第一本关于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教材。此叙事模式在聚焦大师之余，往往无形中把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在华发展化约为少数突出个人的行为历史，忽视了社会意识形态、政治经济结构、学术场域。

里程碑演进式结构主要关注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在华发展历程的一些大事件，例如跨文化交际在相关学术论文首次提出、本土教材首次亮相、本土重要组织“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学会”的建立等。在此类叙事结构里，对于里程碑事件的关注往往忽视了事件间发生的细微小事，而这些细微小事却又可能隐藏了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在华发展历程的重要痕迹，而且，此类里程碑事件的选取标准往往基于该事件是否在学科内部耳熟能详，这很可能不断再生产一些存在瑕疵的学术史认识，并使其合理化。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相关研究的三种主流叙事模式都很可能遮蔽了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在华理论旅行过程中的灰色地带，而这些灰色地带或将再生产一系列学术神话。何谓灰色地带？灰色地带并非学科历史不断向外延伸所触及的新领域，相反，灰色地带其实一直存在于主流叙事之中，但却已被主流话语所遮蔽，因为其内容无法嵌入目前主流叙事之中，无法再生产主流叙事所涉及的一系列学术神话。因此，探索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在华理论旅行过程的灰色地带，并非为了否定已有叙事，因为，否定往往只是再次强化了已有叙事的中心地位。相反，此举目的在于呈现跨文化交际或跨文化传播本土学术史探讨的新话语形式，袪魅一系列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主流叙事。

德国研究者Stefanie在其文章里反思德国和法国对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引介，并提出了其核心问题“起源于美国的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究竟在德国和法国受到了怎样的本土化改造”，我想这个问题同样适用于本土语境。而且在跨文化研究已经具一定规模，文献破万的今日，这个问题变得迫切。毕竟若连根源都弄不清楚就一味投入研究，南辕北辙绝非杞人忧天。这一点其实可见于近年的一种趋势，即无论是基于外语研究语境的跨文化交际研究，还是基于传播学研究语境的跨文化传播研究都不约而同地产生本土理论创新的担忧，而这种担忧的根源显然在于，我们仍尚未清晰地了解到，作为舶来品的跨文化交际/传播研究究竟如何旅行到中国，又经历了怎样的本土驯化。而且，在此过程中又存在着哪些灰色地带，在这些灰色地带里又隐藏着什么？探索这些在跨文化传播和跨文化交际本土学术史主流叙事中被遮蔽的灰色地带，正是本文的研究目的，也是目前尚未有研究者关注的领域；在后文，作者尝试基于已有文献材料对此进行初步探索。

具体而言，鉴于本文研究目的，本文无意去详细分析跨文化交际或跨文化传播目前在华研究状况或经典理论的历时发展，也无意分析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在西方的发展历程。为了回应研究目的，探索目前主流叙事中的灰色地带，本文主要借助已有文献，基于知识社会学，重新追问目前罕有研究者提出的问题或其答案被视为理所当然的问题：

1.哪些学科率先引介作为舶来品的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谁是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在华的首要引介者？

2.为什么外语研究者会在80年代积极主动地接纳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在此过程里又进行了怎样的理论驯化？

3.为什么传播学研究者会慢于外语研究者接纳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为什么没有在引介后迅速形成浪潮？

4.为什么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在中国会被外语学界和传播学界分别驯化为跨文化交际和跨文化传播？

二、重议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在华早期引介者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在华早期引介所涉及的核心问题自然是：“哪些学科率先引介作为舶来品的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谁是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在华的首要引入者”。就目前已有的学术史研究而言，这两个问题似乎已盖棺定论，不值得讨论。公认的答案为：外语学界最早引入了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最早的引介者为当时在四川外国语大学任教的何道宽。然而，联系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在美国本土的起源，以及研究发展，此答案存在奇怪之处：跨文化研究奠基者为爱德华·霍尔，其整体研究取向基本属于人类学，甚至他本人一直坚持其人类学家身份多于跨文化交际研究者的身份。而且，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在美国的发展虽然遍布多个学科，但人类学依然属于主要领域。因此，联系上述研究背景和前文提及的“公认答案”，为什么当时的中国本土人类学没有引进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对此，该问题答案其实恰好联系到第二个关键问题——“谁是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最早的引介者”？已有文献认为何道宽为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引进中国第一人的原因大多在于其于1983年发表的文献。这篇文献被普遍公认为国内跨文化研究的第一篇论文，不少学术史研究以此为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进入中国的基点。然而从文献搜寻发现，其实何道宽在1983年更早时间段发表的另外一篇文章《比较文化之我见》里就已经明确强调要引介跨文化交际研究，称“本文着重介绍的是狭义的比较文化。欧美国家叫做‘跨文化的交际’（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也有人叫‘文化之间的交际’（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它研究的内容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打交道时的言语交际和非言语交际。它是一门人际交际的学科。”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这篇1983年的文献里，何道宽在开头就提到了另一位文化研究大师金克木，并称这篇文章其实希望回应金克木于1981年发表的关于比较文化研究的文章。同样，在被众多后续跨文化交际或跨文化传播学术史研究引用的何道宽文献里，其实何道宽也在文章结尾提到了金克木对于比较文化研究的引介：“可喜的是，已有人在研究和宣传比较文化中做了一些拓荒性工作。两年来，金克木先生在《读书》杂志上先后发表了三篇文章介绍比较文化。”结合前文对于比较文化和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关联可知，何道宽在行文时，是把金克木看作其研究的引路人。

通过文献搜寻可知，金克木于1981-1982年间，除了何道宽文里提及的文章外，在《读书》上，总共发表了3篇关于比较文化研究的文章。这三篇文章分别是：《记〈菊与刀〉（兼谈比较文化和比较哲学）》《续谈比较文化——记人类学家密德》《三谈比较文化》。这三篇文章虽然都只使用术语“比较文化”，但其实已经从理论引介、经典研究者、理论实践三方面把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在广义上引介到了中国。而且，即便在术语层面上，何道宽在1983年明确提出跨文化交际后，其发表的文章其实都仍视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为比较文化研究的一部分，存在“跨文化交际”与“比较文化”术语混用的情况。而且，何道宽在90年代初评价胡文仲的《跨文化交际选读》时，给予该作的赞誉仍然在于其对比较文化研究的贡献，并在文中称“在比较文化研究中，外语界应该当仁不让地承担先锋队和突击队的角色......然而外语界有外语这个工具和信息迅捷的优势......就一定能成为中国比较文化研究的一支生力军，开创比较文化研究的新局面”。因此，在探讨早期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本土引介时，显然不应该继续拘泥于引介者是否使用了今日流行的术语，因为当时尚未形成固定的本土研究领域，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话语形式依然处于激烈争斗之中。

具体而言，金克木的第一篇文献，主要引介了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及其著作《菊与刀》，介绍文化人类学。金克木在文中，不仅提出人们需要中性思考“文化”，并且谈论了比较文化的研究对象、方法。在第二篇文献里，金克木主要引介了美国人类学家米德，介绍她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与历程，并且谈论了文化人类学在上世纪30年代就已经引介到华，只是由于战乱，相关研究被中断了。最为重要的是金克木的第三篇文献，如果把前面两篇文献看作比较文化研究的引介，那么第三篇文献其实已经是一次结合具体案例的跨文化传播分析。在该文中，金克木基于佛教文献进入古代中国的历史，探讨了数个典型的跨文化传播研究问题：“佛教文化如何传入中国”“佛教文化又是如何被接受”“佛教文化怎样中国化”。结合上述研究问题，金克木先生从讨论中印文化交际到不同文化背景的少数民族互动，一直延伸到不同文化思想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驯化，并在讨论中使用了“文化移入”“文化引入”等典型的跨文化传播术语。而且，即便今日，金克木当时谈论的这个跨文化传播题材仍受到关注，就算以近日相关研究者的文献内容来对比，抛开研究方法和研究规范，其实二者间并没有决定性差异，其研究脉络显然同根。

因此，对于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最早的在华引介者这个问题，目前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学术史研究给出的答案值得商榷。就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明确术语译名提出和学科宣言角度来看，何道宽可谓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在华引介第一人，当然其最早的引介文献应该是《比较文化研究之我见》，而非目前公认的另外一篇文献《介绍一个新兴学科：跨文化的交际》。然而，如前文所言，从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内涵、经典介绍、理论实践上来看，金克木同样有资格作为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在华引介第一人。而联系前文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当时的中国本土人类学没有引进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由上述关于金克木的论述可知，本土人类学学界其实是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在中国的首批听众，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比外语学界更早。然而，人类学研究者似乎对金克木先生的引介缺乏兴趣，没有形成后续的讨论，导致人类学在早期本土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研究的缺席。但是，为什么本土人类学会对此没有兴趣？对此，从何道宽和金克木的文献里其实可见一斑：当时人类学经过政治运动，破损严重，处于重整时期，学界对于人类学的认识和重视程度并不高。而且，从当时人类学的主要文献可知，人类学着重关注民族学，力图形成可以服务于当时政府目的的学科规划，金克木文章里也没有像何道宽一样强调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实用价值，因此，缺乏明确实用价值的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便没有得到重视。

三、跨文化交际研究领域迅速形成的原因

如前文所言，中国外语学界在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早期引介中非常积极。然而，为什么外语学界就这么积极引介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而且外语学界早期又是如何对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进行驯化？为了理清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本土学术史，这两个问题显然值得思考。

对于第一个问题，大部分跨文化交际研究都视其为理所当然之事，罕有学者进行追问。即便是关于跨文化交际的学术史研究，此类研究也往往基于前述的三种叙事模式（编年史式叙事、里程碑式叙事、大师主导式叙事）简单叙述。

简而言之，目前跨文化交际的学术史研究基本把此问题置之于一个广泛接受的答案：因为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早期引介者何道宽和胡文仲都属于外语研究者，尤其胡文仲作为国内跨文化交际研究泰斗，他始终关注跨文化交际研究。但由前一部分关于金克木先生文献的论述可知，研究者的早期引介并不能保证相关学科就会迅速接纳相关研究主题（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并形成研究领域，因此，此长期以来被视作理所当然的答案自然存在瑕疵。

而且即便抛开金克木在人类学领域的引介，早期引介者还有国际关系学的关世杰、传播学的居延安，但从早期的文献数量和文献发表年份都可知，这两个学科的研究者，在当时，显然远没有像外语研究者那么迅速地接纳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并进行本土驯化。所以，从知识社会学角度看来，此问题的答案需要从社会意识形态、学术场域两方面寻找线索。一是回到何道宽和胡文仲等早期外语研究者发表的众多文章里寻找学术场域内部线索，二是回顾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寻找学术场域外部线索。

就外语研究的学术场域而言，通过分析早期文献可知，跨文化交际得以迅速接纳的原因其实在于两点：语言研究的范式转变、研究者行动轨迹变化。从外语研究泰斗王宗炎关于跨文化交际的文献，以及另一位泰斗许国璋在80年代初的文献可知，80年代以前，外语研究者基本倾向于结构主义和生成语法范式，对文化等社会因素并不重视，在语言教学上自然重语言结构，轻社会因素。而正是自许国璋在1980年发文谈论词汇的文化内涵与外语教学关联开始，外语研究者开始转而关注文化等社会因素。与此同时，基于社会语言学理论的交际法在西方兴起，并进入中国，对传统外语教学的结构法范式形成冲击，其主要国外研究者坎德林甚至在82年访华，于北京讲学，推动外语教学的范式转变。并且，当时国内外语院校也积极响应，广州外语学院、黑龙江大学都相应进行了交际法教学，并编写相关教材。所以，当时作为外语教学指导思想的语言学研究正经历着从结构主义、生成语法范式转向功能主义范式的转变（更关注社会因素对于言语交际的影响），而外语教学本身也经历着从传统听读法、课本法转向交际法的转变。这两方面的范式转变使外语研究者重新重视起语言系统之外的社会因素，因此，外语学界当时的这种范式转变显然为强调文化因素、人际交往的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土壤。与此同时，同样重要的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此时，不少外语研究者得以到国外访学，不再像政治运动时期那样无法与国外研究者进行交流。在此过程里，不少外语研究者显然亲身感受到，即便自己熟悉对象国语言，但若缺乏对象国的本土文化知识，其实也难以顺利地与本土人士进行交往。所以，早期外语研究者的行动轨迹变化，带来了其自身复杂的跨文化交际亲身体验，并且这种体验与外语教学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毕竟语言教学最基本的目的在于实现与他者的顺利交往。因此，不少外语研究者回国后，致力于开设文化相关课程或发表文章，推动外语学界更加注意文化问题，这种亲身体验自然更加促使外语研究者对跨文化交际的兴趣与好感。

就社会意识形态而言，在政治运动结束后的80年代，国家倡导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需要外语人才，外语学界自然非常关注如何培养外语人才服务于国家的“引进来”目标。即便在80年代初，外语学科分类上就特别强调了外贸、旅游。简而言之，“如何在实践上服务于政府的改革开放政策”成为了当时外语研究者最重要的任务，实用性自然成了当时研究者在引介理论时最关注的要素。就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而言，如前文所述，与传统的语言教学相比，跨文化交际不仅增加了语言教学多样性，更丰富了其内涵。而且，更为重要的是，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奠基者霍尔正是从实用性非常强的外事人员培训中建构起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终其一生，霍尔都一直致力于带领研究者从事和改进外事人员培训。霍尔的后期著作实用性非常强，专门针对外事人员培训。因此，结合当时社会意识形态上对于实用性、外事人员培养的重视，早期引介者何道宽、胡文仲对其实用性的强调无可口非，而且，正是这种本土话语驯化让作为听众的外语学界持与人类学截然不同的态度，迅速接纳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并着手把它驯化，让它服务于外语教学。

在弄清楚外语研究者为何迅速接纳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后，本文将聚焦于外语研究者在此过程中，如何驯化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结合前文对于当时外语学界的分析，外语研究者对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本土驯化主要在于三点：实用技能化、融入外语教学、强调人际交往。具体而言，这三点并非各自为政，相反，三者关系密切，形成链状关系。在何道宽和胡文仲早期引介文献里，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首先被视为一种具很强实用范围的技能，这种技能可以帮助各类外事人员更好地从事相关工作，例如外贸通商、外交谈判等。然后，这种技能也因此属于外语教学的重要一环，它不仅能辅助语言学习，还能帮助语言学习者丰富异国知识、提高文化敏感，从而更流畅地进行跨文化交际，而掌握这种技能的程度便成为了日后本土外语教学中屡屡提及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最后，这种跨文化交际研究也进而更强调人际交往，因为在外语教学中，语言运用的场景往往是面对面的人际交流，相关教学例子也以人际交往为核心。这种对于人际交往的强调也可见何道宽和胡文仲对于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广义与狭义的区分，两者都把目前研究者应该讨论的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范围限制在了人际交往上。而这三点最终反映在了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话语形式从最早的文化间交际，到狭义的比较文化研究，最终确定为跨文化交际，并延伸出跨文化交际能力等概念。作为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话语形式的跨文化交际，显然凸显了外语研究者对于人际交往的关注。经过上述本土驯化后，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在本土跨文化交际研究里，跨文化交际能力居于核心地位，并且逐年升温。

四、传播学研究者缓慢引入跨文化传播的原因探讨

为什么传播学学界会慢于外语学界引入跨文化传播？对于此问题，目前罕有跨文化传播的本土学术史研究进行探讨。不少研究者似乎视这种差异为正常现象，或者也有不少研究者把前文探讨的何道宽于1983年的文献视为跨文化传播研究的起点，否定上述问题。但对于后者，略显奇怪的是，一方面，何道宽这篇文献往往被看作跨文化交际的引介，若以此为基点，则默认跨文化交际和跨文化传播为同一研究领域，但从前文关于跨文化交际和跨文化传播的统计数据可知，这显然不能令人信服。另一方面，不少传播学研究者在关于跨文化传播的文献里，虽然提及何道宽于1983年引入跨文化研究，但往往又把关世杰于1996年的文章定为跨文化传播的起点。

上述情况反映了，目前跨文化传播的学术史研究对研究根源认识模糊。对此情况，首先，不应该继续视这种差异为理所当然之事，因为，虽然跨文化传播奠基者霍尔为人类学家，但国际传播协会（ICA）早在1970年就已经把跨文化传播（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列为传播学研究分支；其次，上述混乱局面归根究底源自两个问题“谁在本土传播学研究领域里引入了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与“为什么传播学研究者会慢于外语研究者接纳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对于第一个问题，已有文献多数认为由北京大学学者关世杰于1996年在《新闻与传播研究》发文，把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引入到传播学领域。然而，该文章虽然标题强调了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属于传播学分支，但作者并没有使用跨文化传播，而是使用了其另一本著作《跨文化交流学》的术语译名“跨文化交流”。而且，抛开上述术语译名差异，重温早年跨文化研究文献可以发现，其实有学者远早于关世杰，把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引入到传播学学界。复旦大学学者居延安早在1986年就于《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上发文讨论文化传播问题，并且，在该文的摘要部分就已经明确提到跨文化传播的定义：“七十年代以来, 西方传播学 中经常出现cross-communication这一术语，我们把它称为‘跨文化传播’或‘跨文化沟通’。它讲的是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社会共同体的文化或亚文化之间的传播和沟通。”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文章与何道宽关于跨文化交际的文章不同，主要从宏观角度结合中国历史文化，分析文化的传播。但为何已有文献会忽略这篇文献？在本文看来，很可能因为这篇文章的主体讨论内容关于宏观的文化传播，没有特定提及到跨文化语境。然而，若据此否定该文章在跨文化传播的开创地位，其实并不合理，因为，作者在摘要部分就已指出跨文化传播“无非运用传播学和文化学的一般原理来研究横向的文化传播问题”，而其主体内容则属于“剖析文化的横向和纵向的传播问题”。所以，根据上述分析可知，目前跨文化传播本土学术史研究在跨文化传播引介者的认识上值得商榷，居延安无论从术语译名，还是内容上，都完全有资格作为跨文化传播的最早引介者。

另一方面，对于跨文化传播于传播学领域引介者的再发现其实也提供了线索，解答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传播学研究者会慢于外语研究者接纳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对此问题，如前文所言，已有研究往往理所当然地描绘外语研究者首先引入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随后传播学研究者才把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引入到传播学研究，这种主流叙事模式暗含了一个前提：引介年份决定了学界的接受速度。对此，一方面，这种理所当然的答案的确有一定合理性，因为目前学界基本默认由翻译大家何道宽引入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到国内，何道宽当时也属于以外语研究为主，而且80年代初传播学才刚刚进入中国内地，本土学者忙于吸收以施拉姆为代表的美国传播学（行政学派范式为主），无暇关注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这种边缘研究领域。然而，另一方面，前文对于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引入者何道宽和金克木的讨论已经表明了，理论引介的时间快慢虽然影响学界的接受速度，但绝非唯一决定因素。结合居延安对于跨文化传播学学术史的再发现，继续持有这种理所当然的态度，把传播学研究者对于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缓慢引介仅仅归咎于引介时间的快慢，这显然可能遮蔽跨文化传播本土学术史的灰色地带。所以，本文尝试摒弃这种理所当然的认识，尝试基于知识社会学，从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学术场域动态来分析此问题。

就学术场域而言，单单从时间来看，其实居延安跟何道宽只差3年，跟金克木也只差5年，这远早于关世杰1996年的引介。目前那种理所当然的认识显然部分源于关世杰引入时间和何道宽相差太远，足达13年，导致上述问题变得不值得思考。然而，如前文所言，其实居延安在1986就尝试引入跨文化传播，此跨文化传播本土学术史的再发现显然说明了，本土传播学研究者缓慢引介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原因绝非仅仅在于引入时间太晚。

而且，由于当时传播学同样处于引介阶段，与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引介密切相关的其实是本土新闻学研究者。当时的新闻学研究者在经历了政治运动期间的宣传思想指导后，学科思想处于枯竭状态，正努力寻求新理论服务于其学科旨趣，即新闻报刊的大众传播。而如前一部分关于跨文化交际的本土驯化过程所言，本土外语研究者基本上把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化约为交际，即人际交往方面研究，而新闻学研究者当时正聚焦于如何引进几乎等价于大众传播研究的传播学，自然忽视了被想象为人际交往研究的跨文化交际。而传播学作为被引介的学科，碍于当时部分新闻研究者仍持较强阶级斗争意识，传播学当时也自顾不暇，更何况强调西方文化的跨文化研究，其本身的研究领域合法性在此时期于根源上就被否定了。而且，新闻学研究者当时引介传播学过程里，最关心的是受众研究、效果研究，但这些研究当时在国内的开展仍饱受争议，强调异国文化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在此时显然无法给它带来丝毫帮助。进一步而言，居延安在1986年发表了关于跨文化传播的文章后，足足过去了将近10年，才由刘燕南于1995年在学界重提跨文化传播。有趣的是，虽然间隔了这么长时间，两者在研究路径上却呈现了较高相似之处，二者都与外语研究中的跨文化交际截然不同，不拘泥于微观层面的异文化间人际交往，更像金克木的路径。两者都聚焦于宏观层面上的跨文化传播现象探讨，以及文化因素对于传播学的启示。而这种断裂的延续，其实反映了当时的传播学研究，基本把传播等同于大众传播，并不涉及人际传播，而非今日作为话语形式复杂多样的“传播”一词。这种对于“传播”的片面理解自然导致了，早期跨文化传播研究较为宏观抽象、缺乏实质指导，而这种特点又导致了，此时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很难驱使当时希望得到实质指导的新闻学学界产生浓厚兴趣。

就当时社会意识形态而言，如前文所言，随着改革开放政策，国家需要应用型人才，当时的新闻学研究者在寻找着能服务于新闻研究的西方理论。而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奠基者霍尔专注于应用研究，出身于外事培训机构，而且其后期基本偏重外事人才培训，由此观之，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没有引起当时新闻学学界兴趣不在于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本身缺乏实用属性。而确切原因其实在于，如前文所言，新闻学界当时接触到的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已经被外语学界驯化为跨文化交际，无法给予当时聚焦于报刊大众传播的新闻学学界实际指导，而后面像居延安、刘燕南他们引介的跨文化传播，虽然回到了大众传播，但却偏重于宏观现象探讨，这显然与当时鼓励实务、重实用性的社会意识形态不符，这类研究难以给政府在对外传播上提出有效建议。而且，80年代整体社会意识形态仍偏左，这种意识形态倾向深刻影响当时的传播学研究。即便80年代初，不少学者致力于引进偏行政学派的美国传播学，但从当时的期刊刊登文章可知，其实早期新闻传播学学术期刊主要刊登的仍然是偏左的批判主义范式的论文，因此，偏向于去政治化引入的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显然无法与这些批判主义范式的论文同日而语。

所以，综合上述两方面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本土新闻传播学研究者对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早期引介形成了一种“交错的误会”。在80年代早期，居延安引入时，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因为不符合当时偏左的新闻学学界的口味被抛弃了，而到了90年代，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已经被外语学界驯化为强调人际交往的跨文化交际，此时关注大众传播的新闻传播学研究者自然对此没有太大兴趣。

五、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在华不同驯化结果的成因

如前文所言，本文无意横向详细对比跨文化交际和跨文化传播，只希望能深入探讨这两种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在华驯化结果的成因。经过前面三部分的讨论，文章基本理清了前文提出的若干问题。结合这些问题的答案，本文尝试解答“为什么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在中国会被外语学界和传播学界分别驯化为跨文化交际和跨文化传播”。

对于此问题，已有本土学术史研究存在两种态度，一是基本无视此问题，视这种差异为理所当然，另一种态度则是视此问题有着无需深思的答案：外语研究和传播学研究存在差异，因此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在华的驯化自然有着不同的结果。这两种态度无对错可言，然而，结合外语学界和传播学学界对于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接纳历程的分析可知，放弃此问题的追问显然有可能遮蔽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在华理论旅行的灰色地带。对此，本文希望基于知识社会学，结合社会意识形态和学术场域动向，来分析此问题。

就社会意识形态而言，务实化和左倾思想的矛盾贯穿了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初入中国的80-90年代。在此社会语境下，学界在引介西方理论时，需要一方面考虑其实用性，另一方面考虑其思想涉及的意识形态，例如新闻学学界对于传播学隐含的西方新闻思想曾存在顾虑，早期引介的传播学经典其实也以批判主义学派为主。

相比之下，如前文第二部分分析所示，外语学界除了语言优势外，其实拥有着传播学不可比拟的合法性去引介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就像何道宽和胡文仲的文献所示，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几乎完美地为当时的外语教学、外事人员培训提供了广阔且新颖的研究依据，因为国家改革开放浪潮逐渐成型，各类外事人员，如何道宽一文提及的外交家、外贸人员、海外留学生等都迫切需要比外语更为丰富的内容，也就是跨文化交际内容。因此，外语学界在对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驯化之初，就主要把目光放在了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对于外语教学、外事人员培训的有用之处，而当时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已经在西方发展起来的抽象理论则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这一点可以从胡文仲当时编撰的两本论文集《跨文化交际与英语学习》、《跨文化交际选读》洞悉到，这两本论文集属于早年外语院校了解跨文化交际的重要教学材料，里面各论文主要由国外跨文化交际研究者撰写，并没有进行翻译，而在这些论文里，关于外语教学的占多数，仅少数论文涉及抽象理论。

就学术场域而言，如前文第三部分分析所示，传播学当时尚自身难保，对于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早期的驯化其实主要由新闻学研究者进行。然而，当时新闻学尚且对传播学拥有意识形态层面的顾虑，枉论更加强调西方文化特性的跨文化研究。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新闻学同样有着务实方面诉求，新闻学研究者在引入传播学时，也是打着拓宽学界对于大众传播认识的旗号。当时新闻学其实引入的“Communication”就是“Mass Communication”，和今天已经具多重话语形态的“传播（Communication）”不能直接通约。鉴于当时新闻学研究者外语水平在总体水平上不如今日，其对于西方理论的认识一方面依靠旅外新闻学研究者引介，另一方面恰好源自外语研究者的引介，例如何道宽推动了麦克卢汉在中国新闻传播学界的研究浪潮。把上述两点联系到何道宽和胡文仲等外语研究者对于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驯化结果可知，强调人际交往的跨文化交际显然不能引起新闻学研究者的兴趣，缺乏实际的指导作用。

鉴于新闻学和跨文化交际关联度并不高，跨文化传播的早期研究要么是由新媒介带动，例如，卫星电视的跨文化传播研究，要么是地域特点推动的，例如早期研究者韩强、阎建设都属于新疆地区，对于文化差异比较敏感。库恩（Kuhn）曾指出，某种学术传统想要得到接纳，就需要给相应的研究群体提供一个有确定答案的谜题。而结合前面第二部分的论述可知，跨文化交际显然给予了外语研究者一个有着确切答案的谜题，而且这个谜题，一方面与外语教学研究范式变化相关（交际法转向），另一方面，与外语研究者的跨文化交际体验密切相关。然而，被新闻学研究者理解为跨文化交际的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却无法起相同功效，因为研究问题“如何做好跨文化人际交往”并不在当时新闻学研究者的问题域内，后者需要探讨的是大众传播问题。即便后来的跨文化传播，在初期也未能奏效，形成不了系统研究。直至其融入进全球传播领域、结合了新媒介、全球化话语在社会盛行，才真正形成了谜题，即“全球化时代下，大众媒体如何做好跨文化传播”。

六、余论

如文章开头所言，本文虽然聚焦于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在华理论旅行，但无意效仿已有跨文化交际或跨文化传播学术史研究，以年份、大师、关键事件为向导来重新书写这段历史。与之相反，本文尝试重新追问一些目前被赋予理所当然的答案的问题，甚至是一些被目前学界认为不值一提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重新挑战被目前学界视为理所当然的叙事，而这些叙事很可能遮蔽了一系列灰色地带，若不加批判地接纳它们，一些跨文化交际或跨文化传播的学术神话或将不断地再生产。

进一步而言，通过回答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本文借助知识社会学，烛照了主流叙事之下的灰色地带，挖掘了一些新发现，例如金克木早期引介的再发现、外语学界快速引进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背后的原因、外语学界对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早期驯化、跨文化传播的根源再发现、跨文化交际与跨文化传播差异的根源。这些新发现，一方面可以为跨文化交际或跨文化传播的学术史研究提供新视角，另一方面，或可帮助研究者打破一些长期以来的主流叙事所生产的迷思，例如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与外语学界的天然联系、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在华自然分化成跨文化交际与跨文化传播等。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新发现并非为了重新竖立起新主流叙事，也非为了否定主流叙事，而是为了提供更多解剖当前主流叙事的新视角，激发更多学者从更为多样的截面去解剖跨文化交际、跨文化传播的本土学术史，透析其背后隐藏的权力机制，打破目前单维度的叙事模式，因为，作为一种外来理论，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在华理论旅行的历史，绝非自然发生史，注定充满各种场域的争斗。

此外，文中涉及一些对早期研究者的讨论与勘误，这些讨论皆出于学术探讨之意，只为建构一种本土跨文化交际或跨文化传播学术史研究的新视角，并非对早期研究者怀有不敬之心。

➤作者简介    陆国亮，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201600

➤原文刊载于《新闻界》杂志 新闻界2021年第10期，参考文献详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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